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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文学交流存在翻译障碍

中德文学交流存在翻译障碍
  “上世纪80年代,我们甚至不知道格拉斯是谁”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蓝旗营小区。 

  5号楼“万圣书园”的咖啡香弥漫在8月31日的“消逝的柏林墙——德中文学夜”的书香中。 

  这只是2007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德国在北京举行的众多活动中的一个。 

  在毗邻的北大宿舍区,73岁的全国德语研究会副会长张玉书教授刚刚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奥地利作家斯台芬·茨威格四卷本文集,包括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中短篇小说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和人物传记《一个政治人物的肖像》。他主编的中德语言文学文化研究年刊《文学之路》及德语文学翻译、研究年刊《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的首发式,在本届图书博览会上颇受关注。从2000年8月开始创办《文学之路》,张玉书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一些人长年形成的偏见:认为中国人不善于学术研究,更不善于以德语撰写研究文章。” 

  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助理赵武平表示,“其实,我们一直在出德国的书”。著名学者刘小枫主编的《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和《尼伯龙根之歌:德国民间史诗》等图书,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市场部副主任刘光汉底气十足:“我们出的德国人文社科图书已经有了规模。” 

  张玉书也用自己的翻译生涯部分见证了中德文化交流史。 

  他的书柜里静静地躺着199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Grass)长篇小说《比目鱼》的签名本。1979年,时任德国驻华大使的埃尔文·魏克德邀请张玉书和一些中国作家会晤格拉斯,张玉书却不知道格拉斯何许人也,也不知道格拉斯早在1959年就出版了后来带给他巨大声誉的《铁皮鼓》,“我作为日耳曼学者却不了解,可见中国文化界多么封闭。”4年前,一位瑞士籍的著名德语作家马克斯·弗兰施来到北大听课,张玉书“也不知道老先生写了什么作品”。 

  中德出版业的良性互动开始了 

  因为德语翻译人才储备上的先天不足,加上“二战”的干扰,中国译介德语作品的势头大大减弱,“1949年以后重点介绍东德文学”。“1972年和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介绍还不是很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个良性的互动开始了。德国汉学家做了一些工作,中国的日耳曼研究学者做的工作似乎更多一些。” 

  张玉书参加了诗人绿原先生和德国学者沃斯勒联合主编的《中国现代抒情诗集》和《黑色太阳群》。此后,他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对重要的经典作家的译介上。1987年和1997年,“我在北大两次为海涅举办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四卷本《海涅文集》。”从上世纪末开始,张玉书开始给研究生和博士生上席勒的专题课,“我重点翻译了三年席勒”。2005年,6卷本的《席勒文集》在纪念席勒逝世200周年的纪念会上首发。 
张玉书最早关注茨威格的作品却要追溯到1965年,他在《世界文学》上发现了一位历史学家翻译了莫斯科版《茨威格小说集》中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小时》。1979年,张玉书开始翻译茨威格的作品——《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家庭女教师》、《看不见的珍藏》。“在8个样板戏里面,非但没有爱情,连暗示爱情的内容都没有。这是在扼杀人性。当我看到茨威格的小说,真觉得太好了。而且我觉得,他的作品中浓郁的抒情性跟我们中国人的审美趣味非常接近。” 

  此后,张玉书和同行合作翻译了最早的茨威格小说选。1981年恰逢茨威格诞辰100周年,张玉书在浙江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心灵的焦灼》。担任责编的恰好是作家郁达夫的侄子郁飞,他建议把书名译为《爱与同情》。 

  张玉书特别珍视的译作是《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因为茨威格在书中深刻展现了传主约瑟夫·富歇这位法国大革命的风云人物的内心世界。 

  “德国翻译中国作品不太理想” 

  前东德学者乌尔丽克·考茨(UlrikeKautz)曾翻译过王朔《看上去很美》、《我是你爸爸》和王蒙、余华等中国作家的作品。这次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2007年“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德国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到目前为止还不太理想,有很多作家的作品还没有介绍给德国读者。”考茨曾说,德国读者对当代中国文学不了解主要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首先是销量的制约,余华的《活着》被考茨翻译成德文,“不会超过四五千册的销量,这在德国来看还是相当不错的”。德国的出版社因为《活着》的销量“不是特别好”对考茨翻译余华的《兄弟》不是很感兴趣,好在有国外出版社有意向,考茨已经翻译出《兄弟》的上册,“到明年三月可以翻译完第二册。” 

  翻译稿酬偏低是德国和中国翻译界面临的共同窘境。考茨称,“如果我不是大学教授而把翻译作为业余爱好的话,我就不能从事翻译工作了。”对于中国作家开篇动辄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的“长篇崇拜”,考茨不能理解。 

  “我还没有碰到一位德国作家知道他自己的作品是多少字的”,“这可能和语言特点有关系。一个汉字的内容特别丰富,德文需要好几个词来表达同样一个内容。比如说,"张经理"你们有3个字,我们是要说Herrzhang(音)。所以这个篇幅比较长。所以把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德文,越翻译越长。”一部370页的中国长篇小说翻译成德文就得600页。但“德国读者对超过300多页的小说不太想看”。“除了美国的一些畅销作家的书是一个例外,因为他们的名气太大了,所以读者还是很想看的。” 
《鲁迅全集》曾经在德国出版过,考茨非常喜欢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和一些散文,德国汉学家们也非常重视,但一般读者仍然不了解。“和文化差别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难题,特别是对翻译来说。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尽量把差距缩小”。 

  考茨对如何从中国大陆每年出版的800到1000种长篇小说中挑选值得翻译的感到困惑。“在德国从事汉语方面研究和翻译的人,可能只有15个人左右。”阎连科认为,一靠出版社主动追踪中国的畅销小说,“比如说郭敬明的小说在中国卖到几百万,翻译出去在德国卖十几万也是可能的”;二靠有鉴赏力的严肃媒体;三靠中国高校的文科教授的推荐。 

  迎来德语出版的“新黄金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德语系副主任张意博士从2001年开始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虽然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助理赵武平认为,德语影视产品未能大规模进入中国,影响了德语出版物引进到中国的广度和深度,但张意“不指望它们”,她相信学生对德语魅力本身的领悟会随着对语言的熟悉而加深。 

  9月2日下午,张意主持了德国学者尤迪特·海尔曼和青年作家张悦然的对谈。海尔曼说,德国在1995年到2000年间曾出现过青年作家不断涌现的盛况,“受到了评论界一致好评,似乎有点近似疯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进行了反思。”张意认为,这位柏林墙倒塌时只有19岁的女作家和君特·格拉斯那代作家不同。“她们不再去反映所谓的"德国问题",即,对战争的反思。也不像"六八"那代作家那样和自己的父辈进行清算。他们没有给自己的写作附加过多的责任和压力,而是将文学当作纯粹写作和表达。” 

  “现在中德文学交流势头越来越好,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有点儿回复到茅盾上世纪30年代主编《小说月报》时几乎同步译介德语文学作品的水平。”张意等文化学者对中德文化交流比较乐观:“越来越多的学生能认识到德语的魅力,中德交流的良性互动已经开始。” 

  张玉书和张意两代人有共同期待:“21世纪应成为德语出版的一个"新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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